在梁漱溟先生墓前

2016年11月01日16:15  新闻专栏  作者:羽戈  

  新浪新闻专栏作者羽戈

  桂林山水甲天下。然而我去桂林,却无缘徜徉于山水之间。作为一个虔诚的朝圣者,我的目的地,除了中华路22号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便是位于穿山公园的梁漱溟墓。

  我知道梁漱溟先生是桂林人,不是源于他的简历,而是其父梁济死后,所遗留的文章、日记、年谱等被编成一本书,叫《桂林梁先生遗书》。由此我记住了他的籍贯。其实梁漱溟生于北京,一世奔波,四海为家,与故乡缘分极浅。据《梁漱溟先生年谱》,梁漱溟一生曾四次回乡,除第三次时长两年半外,余者相当短暂,好似旅游一般。直至百年之后,遵照遗嘱,埋骨于抗战时期所卜居的漓江畔,从此长眠故土。生为丧家之犬,死后反而守住了那一缕淡薄的乡愁。

  那个秋阳杲杲的下午,我在梁漱溟墓前坐了一小时。游客往来如织,仅有一人驻足。有一对青年男女,路过墓地,男生说:“这就是那个梁什么的墓……”我看了看墓碑,梁漱溟的名字并非繁体字,为什么读不出来呢?

  梁漱溟墓上,有一尊半身雕像,依稀是我们熟悉的面孔,双目睥睨,嘴角下垂,阳光之下,那一脸倔强和不屈的神色愈发深刻,可谓其人区别于同侪最显著的标识。话说二十世纪的中国大儒,马一浮、熊十力、冯友兰等皆长须飘飘,有出尘之姿,钱穆雍容大度,望之俨然,即之也温,唯独梁漱溟,铁骨铮铮,棱角分明,令人望而生畏。这正呼应了我对他们的观感:亲近钱穆(钱穆最适合当老师,我读他的书最多,受益也是最深),景仰马一浮,敬畏梁漱溟。

  对梁漱溟的敬畏,与其学问的关系,远远不如与其精神的关系之深切:他的学问,出入佛家与儒家之间;他所体现、发扬的精神,却实实在在是一位儒家。与此相应,后世对他的纪念,往往无关学问,而重在精神,或者称之为风骨、气节。譬如我们说起梁漱溟,所津津乐道的不是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》《中国文化要义》,不是《乡村建设理论》,而是他胆敢当面向毛泽东叫板(1953年9月18日),而是在梁漱溟批判会上,当局请他谈谈感受,他则决然道:“三军可夺帅也,匹夫不可夺志”(1974年9月23日)……

  当然,梁漱溟的精神与其学问密不可分,确切讲,其精神正由学问所支撑。这就要说到儒家。

  我对儒家的态度,袭自余英时先生。余先生《现代儒学论》一书有两个经典论断:一,近世以来,儒家丧失建制而沦为游魂;二,“儒学的现代出路在于日常人生化”,即“道在人伦日用间”。这两点,我都无比赞同。而且我以为,儒家沦为游魂,未必是什么坏事。从秦到清,两千年帝制绵延,执政者一直儒法并用,不过到底是内儒外法,还是外儒内法,素有争议,我倾向于后者:儒家为表,法家为里。基于此,儒家与建制脱钩,反而是一种解放,它终于摆脱了被权力绑架、盗用的困境,走向一种自由状态。诚然,它失去了“体”,只剩下“魂”,然而自由精神却可能赋予作为鬼魂的儒家以新生。

  于是有“为儒家招魂”之说。有些人企图借尸(体)还魂,换言之,即为儒家之魂寻找新时代的载体或宿主。数十年来,儒家先后与三民主义、社会主义、自由主义等意识形态合作,从而衍生了“马克思主义儒家”“自由主义儒家”“儒家宪政主义”等光怪陆离的说法。然而不论哪一种,儒家的角色都像是寄生物,儒家的努力都像是投怀送抱,不是驯化权力,而是献媚权力,最终不仅失节,而且失身:与虎谋皮的儒生,被迫充当了虎牙之下的祭品与虎皮之上的装饰;非但不曾光大儒学,反而严重败坏了儒家的名声——如果儒家还有名声的话——以至有人嘲讽一位当世大儒:他自称孔子的门徒,实际上则是韩非派来的卧底。

  这种种悲剧,该归结于儒家的短视与糊涂,还是对权力的追逐过于急切,从而迷失了自我,抑或根本没有弄清楚,儒家到底是什么?我觉得,但凡具备六十分的理性和历史感,都可发觉,儒家与这些从西方舶来的主义并不兼容,甚至势同水火,譬如儒家的大同梦固然能够会通于共产主义(形似而神不似),然而通往乌托邦之路,马克思主义讲究阶级斗争,儒家注重道德教化,两者必定冲突,不可调和;至于儒家与宪政主义,一个主张内圣外王,肉身成道,一个号召把权力者关进法治的铁笼,就对待权力的基本姿态而言,恰恰南辕北辙;更有甚者,则试图把儒家与反儒、批孔最铁腕、最有力的人结合起来,这则不仅令人怀疑其智商,还得怀疑其居心。

  儒家不甘于游魂的孤苦漂泊,故而有此种种尝试,其情可悯,其行可哀。悲哀的是,儒家始终未能端正自己在新时代的位置,未能认清自己的作用与意义之所在。如果愿意承认,儒家的生命力不在形而上,而在形而下(或者说不在上行,而在下行),不在政治,而在文化,不在庙堂,而在民间,不在制度,而在生活,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,儒家将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,在人伦日用之间焕发新生。它无需依附任何主义、任何势力,说白了,儒家不是三民主义,不是社会主义,不是自由主义,儒家就是儒家。

  明确了这一点,再来说梁漱溟。他用一生的探索,为儒家开辟了一条新路:首先,他对儒家学说的身体力行,把儒家人伦日用化,塑造为一种厚重而独立的个体伦理,基于此,儒家有力量对抗一些意识形态的入侵,亦可与一些意识形态形成互补(所谓互补,不是结合,而是各尽本分,如让儒家的归儒家,宪政的归宪政);其次,他的目光,从未偏离乡村和农民,论起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乡村建设,他与晏阳初并称双峰,1953年9月,他在怀仁堂与毛泽东争吵,原因即为农民鸣不平,称“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,农民的生活在九地,有‘九天九地’之差”;最关键的一点,他虽也与时俱进,不过在历朝历代的权力者面前,都能守住底线,保持独立,不向斧钺低头,不向利益折腰,他的独立性,正源自儒家精神的滋养,试看这一段告白:

  “我认为,孔子本身不是宗教,也不要人信仰他,他只要人相信自己的理性。我只是相信自己的理性,而不轻易去相信别的什么。别的人可能对我有启发,但也还只是启发我的理性,归根结底,我还是按我的理性而言而动。因为一定要我说话,再三问我,我才说了‘三军可夺帅也,匹夫不可夺志’的老话。吐露出来,是受压力的人说的话,不是得志的人说的话。‘匹夫’就是独一人,无权无势。他最后一着只是坚信自己的‘志’。什么都可以夺掉,但这个‘志’没法夺,就是把这个人消灭掉,也无法夺掉。”

  而今我读这番话,竟有些慷慨悲歌的意思。梁漱溟自称匹夫,恰在匹夫身上,我们见识了儒家最伟大的力量,如此孤独,如此强悍,哪怕令千军辟易、万民臣服的威权,都无法使其屈从。他的“倔犟自喜、骨气自负”,如一道自由而坚硬的光芒,在其死后,依然不灭,甚至穿越到其墓前,令一个来自千里之外的朝圣者,不由顶礼膜拜。

  (声明: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,不代表新浪网立场。)

责任编辑:刘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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